本来，将所有的生产资料从地主资本家这里夺来，是有说法的。

打破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1979年首当其冲的主要改革之一。由此出现的生产力大幅提升为更大比例的农村劳动力转向制造业创造了条件。

在解决上述问题方面，中国不宜再做耽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与社会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将有赖于农村改革能否深入下去改革开放30年，农村金融也改革了30年，却依然是整个金融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第一财经日报》:改革30年，农村金融体系发生了哪些变化?秦池江:30年的改革，农村金融制度应该说还是有很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农村的融资力度有所提高，现在金融机构对农民提供的贷款大概1万多亿元，达到这个数字也不简单，因为在1979年的时候整个银行体系的贷款才3000多亿元，而现在农民贷款已经超过了1万个亿，增长比例很大。二是对农民提供的贷款去向有很大的变化，过去主要是解决农民的吃饭、化肥、种子几大项，现在这几项农民大多数都能自己解决，现在农民的贷款需求是购买农机具和搞现代农业、规模农业，思考的是加快致富。

但责怪哪方面都不合适，人民银行和商业银行也都有道理，资金互助社经营者也有苦衷。农村金融是金融体系中的特殊领域，也关系到最广大的群体。从农业富余劳动力供给数量看。

如果政府出台的社会保障、户籍改革、职业培训措施等能够到位，这些潜在的劳动力就会被转移出去，转化为现实的劳动力供给。正是由于劳动力供给质量和需求质量之间的不匹配，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农业富余劳动力难以转移，引发民工荒问题。一般而言，在讨论刘易斯拐点时，一个前提假设是农业部门富余劳动力供给质量和资本部门所需劳动力质量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只要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就可以被资本部门所吸纳，不存在劳动力从一个部门向另一个部门转移的职业转换障碍。近年来，关于我国农业富余劳动力供给是否已经到达刘易斯拐点，即是否已经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供给并呈现供给短缺的迹象，是学术界比较关注的问题。

正确认识这一问题，对于更好地理解民工荒、涨薪潮等现象，并采取相应的举措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逐步提高，农业部门所需的劳动力数量会进一步减少，这将为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

一方面，在农业富余劳动力中，将近5000多万40岁以上的劳动年龄人口也是潜在的劳动力，他们随时可以转化为现实的劳动力供给。今后我国20—30岁的农业劳动力供给数量将逐年下降，劳动力供给短缺现象会经常出现，这意味着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我国经济发展将承受劳动力供给短缺带来的不利影响。近年来，我国农民工工资的确是在不断上涨，这也是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重要依据。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农民工工资的上涨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一些学者从我国20—30岁农业劳动力供给数量将逐年下降的趋势，得出农业富余劳动力已经由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这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全面。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农业劳动力的文化素质相对较低。按照国际经验，一个国家如果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农业部门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例会低于10%。这些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但还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作进一步考察，以准确把握我国的刘易斯拐点

但是，中国当了至少一千多年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地位，则很快就会失去。日本自九十年代以来的经济轨迹，自然对中国有相当的参照。

马来西亚不过是两千多亿美元的ＧＤＰ，不足中国的二十分之一，甚至远远顶不上一个广东。中国靠低端的制造业、靠来料加工、靠给外国公司制造衬衫鞋袜等等达到经济起飞，这在一穷二白的起步阶段本来无可厚非。

几年前，我提出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具体针对的是 周其仁先生的衬衫经济学和他那个不能不看好中国的乐观态度，实际上是对中国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反省。做大国的目的是做大民，让中国人生活得有保障，有尊严，有价值。大国意识的膨胀和这种小民的无助感相互撞击、冲突，自然产生了强烈的心理挫折。这就形成了我所谓的大国小民综合症：经济总量的壮大使许多中国人有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大国意识，觉得自己在世界上应该有相当的发言权，甚至可以摆摆大。以人为中心，自然就要讲人口。这种建立在高技术之上的经济，每件产品赢利都比较大，劳动生产率比较高，每个日本的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也比较多。

比如，成熟的民主制度，是市场经济的最理想的政治框架。村民自治的基层选举就是非常好的开始。

这也是为什么日本虽然经历了长期的经济衰退后，依然能够以几乎是世界最老的人口维持其经济竞争力的原因。中国则在2026年六十五岁老年人达到人口的14％后和日本一样继续急速老化。

许多人为这一远景兴奋不已，甚至不能不看好中国。中国是世界上领土第三大的国家，有漫长的边疆，加上现代国家建设的过程开始得晚，和邻国之间在边界上的历史遗留问题自然比较多。

这是典型的通过对外发泄而躲避自己问题的弱国心态，和大国的地位很难共存。中国成为大国，主要在于中国有十三亿国民所构成的世界第一大人口，并不说明中国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准。我曾经打过这样的比方：经济就象人一样。更何况，中国的发展是经济改革优先，政治改革滞后，小民百姓的基本权利还没有得到充满保障，还没有建立有效的政治渠道，让普通公民对与自己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事务有足够的发言权、参与公共决策。

靠民间捐款维持军力，往往是国家贫弱或破产的症侯。这种决定的错误性自然导致更不高兴的结局，并接着触发下一轮的不高兴。

但是，真正落实到个人层面，大部分中国人则不得不面临这样的现实：自己还属于世界上贫困的一族，经济力量甚至还不如被人看不上眼的非洲、拉美一些小国的国民。中国已经是个世界大国。

在中新网论坛中国造航母，你是否会捐款的调查中，近万名网友投票和参与讨论，超过八成网友表示愿意捐款。不久前，国内有一股强劲的航母热，甚至掀起了民间捐款造航母的运动。

大家不仅是经济贫民，而且是政治小民。当今中国经济学界流行一种经济学原教旨主义。菲律宾一千六百多亿，越南不足九百亿，加起来也不过中国的四分之一。你要强行走高端的路，就是要刻意增强政府干预，人为地提高劳动力成本，这是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去。

但是，这和国家安全受到巨大威胁完全是两回事。历史上，从罗马帝国到大清帝国，未能有效地回答这个问题的大国，都走向了衰亡之路。

毕竟你不能永远这么扛下去，年纪大了就扛不动了。如今，中国的主流社会已经意识到了民主的价值，并正在摸索中国独特的民主之路。

这是航母热的重要根源。在南海和中国有海域争议或潜在争议的诸国，最大印度尼西亚，ＧＤＰ不过五千多亿美元，相待于中国的八分之一。